第二辑
墨染体坛
体育与经济的漫话
联姻:体育改革的新思路
1993年1月8日属于广东人认为“久生”、“易发”的大好日子,广东太阳神集团公司与广州市足球协会携手共建的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在这一天呱呱坠地。双方的合作可谓“黄金白银”货真价实的商品经济:太阳神公司投入的经营资金是每年300万元，在现阶段算得是高价矣;广州足协也不含糊,将天河体育中心的两个足球训练场、450平方米运动员公寓的经营使用权、获1992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A组亚军和1991年全国第二届城市运动会足球赛冠军的两支球队的运动员及教练员、以及每年投入足球的经费62万元作为合作条件。好家伙!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当作商品上市了,连他们的训练基地及住宿巢穴都典当有价。这表明竞技体育至少在足球领域已朝着职业化迈步了。体育商品化也势在必行-这正是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或者说是改革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过去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劳动力不是商品，不能买卖,所以也没有价值和价格。理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的主人,“主人不能买卖主人”,而将劳动力变成商品是资本主义的丑恶特征。如果劳动力是商品，则必然会出现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论的问题,下一步就是“剥削”了。正是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因而1984年10月1日，广州白云山制药厂资助广州市体委合办市足球一队，市队易名广州白云足球队时,好些人便斥责市体委“卖运动队、卖运动员”,一时间难以定夺是非，连新闻单位也是事过景迁一月余,才“旧事作新闻”予以报道,且只承认到“社会办体育”的地步,不敢与“钱”字挂上钩。倒是市体委党委书记张均同志眼界开阔思路开通,坦然承认:搞体育要有经济基础,白云山制药厂慷慨解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体委经费不足的困难。事实证明企业赞助办体育，即体育与经济联姻,确实是给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据国家体委的统计,到1987年底,全国企业支持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便有257项(队)。而白云山制药厂与广州市体委则开创了企业与体育部门合办优秀运动队的先河。上头调子一定,下面异议收敛,这似乎也是中国的一种规例。其实,对运动员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也无须“犹抱琵琶半遮脸”。敢问诸君为什么肯掏腰包买门票看体育竞赛?有些精彩球赛还要高价乞求“黄牛党”呢?这不是奉行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规律吗!倘若要使用政治经济学语言，可以将“运动员是商品”严格表述为“运动能力的使用权是商品”,观众购买即观赏的是运动员的运动能力。企业出资办体育，也是为了购买运动员运动能力的后效应运动员运动能力的社会效应。
当然,像白云山制药厂与广州市体委合办优秀足球队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算是改变了国家(即体委)独家办体育的体制,只是在体育经费来源上加多了一条补充渠道。因为企业对运动队的训练、竞赛安排乃至人员(特别是运动员、教练员)调整、衣食住行管理等等,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要听从体委调遣;运动队对企业也无甚责任,获得优胜自然晓得要企业发奖金，“败走麦城”时企业对运动员无可奈何,更谈不上从合办运动队中得到直接经济效益了,充其量是把运动队作为自己的“活广告”，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或者换了个不爱体育的负责人,随时停止对运动队的资助,体委也“有冤无路诉”。如果说,这种合办方式在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过渡的时候，多少还对体育事业的发展有激励作用,那么,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的今天，就不大适合体育运动发展的方向了。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就是顺应潮流的产物。
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最大的特点是经济实体。不仅拥有球队、球场、资金，还可以举办高水平(全国、国际及俱乐部之间)比赛，经营体育彩票、体育广告，从事工商贸易、输出(说通俗点就是买卖)足球运动员。俱乐部争取盈利,以球养球,良性循环,积累“三金“(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盈利后可分期偿还企业投入的营运资金。俱乐部每年提取占经费总支出的25%作为风险基金，这样便能逐步经济自主,盈亏自负,真正成为职业足球俱乐部。足球运动员、教练员对组建这样的俱乐部非常拥护。俱乐部还将吸收团体和个人会员及运动员，按比赛成绩发给足球队工资、补贴和奖励,对表现差者给予惩戒至重罚。这样的改革现时在全国还是处于率先地位的。
作为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突破口,足球职业化的探索可以为其他运动项目改革提供的启示是:必须在与经济的联姻中逐步实施改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办体育的体制,更好地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和体育运动规律来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
原载《信息日报》1993年1月31日第七版，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体育卷》1993年2月号全文复印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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