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墨染体坛
体育与经济的漫话
足球黑哨与道德建设
这几年,每年的中国足球甲级联赛都有“黑哨”事件被质疑,中国足球协会也不止一次地声称要严惩“黑哨”,但一直未见有明确具体的“打黑”行动。这一回大概算得是动真格了。尽管羊年春节喜庆即将来临,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还是于2003年1月29日公开审理足球裁判龚建平受贿案。对首都体育学院教师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 2000年至2001年担任全国足球甲级联赛主裁判职务期间,9次收受他人财物7万元,以受贿罪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0年。此案余波未了,羊年农历大年初一,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发出处罚令,对龚建平供出的六家行贿的甲级足球俱乐部和部分个人罚款10万至80万元,一个月内交齐罚款,逾期加倍处罚。替俱乐部送钱的人禁止从事足球活动,六个俱乐部当事的总经理给予严重警告。
这次严惩足球“黑哨”,肯定会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它将作为一个典型而被人们反复引用。只有对生活具有启示意义的事情,才会被人们称为典型。像黑哨这样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典型,肯定会有不寻常的启示。
一个人的嘴唇起了泡,病因不在嘴唇而在脏腑。社会与人体有不少相似之处。黑哨不是孤立的局部炎症,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病灶，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系统性、日积月累的病变在体表的反映。危机不在体表而在深层。导致黑哨泛滥的深层病因是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的失衡,是社会道德底线的滑坡。
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正常人，由幼及长，在环境的陶冶下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在这个道德观的约束下过着自己认为体面的生活。欧美人说:“上帝无所不在。”中国人说:“做事得凭良心。”良心就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习俗的道德底线。凭着良心，人们决定着自己做哪些事情和不做哪些事情。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公共汽车上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摸钱包，因为这超出了他们的道德底线。绝大多数城里人都买过盗版光盘，因为这没有超出他们的道德底线。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利资源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依然存在的今天，如果记者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红包，公务员可以面无愧色地接受与职务有关的馈赠;如果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手术前给主刀大夫递红包已经成了“约定俗成”-良心已经贬值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你怎么能指望足球裁判们都那么守身如玉，拒腐蚀永不沾呢?和其他行业昧了良心的后果不同的是，黑哨个人利益的实现必然损害体育竞赛的公平原则，这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践踏了公众的人格权利。
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是重整体轻个人，“江山社稷为重”鼓吹了几千年，对个人的人格权的关怀却几乎是个盲区。于是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虽然欧美足球大国的腐败也是千奇百怪，唯独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的故事尚未耳闻。是外国裁判比中国裁判更自律吗?未必。差异在观念上。在外国裁判那里，亵渎公众的人格权力就像亵渎上帝一样超出了他们的道德底线。这里的差异是文化的差异。
必须对假球黑哨进行谴责和清算。对龚建平得以审判和中国足协对有关俱乐部参与人的处罚，会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这一点。但如果从人文关系的角度对这个事情做一些反思，你就会发现黑哨们真是既可恨又有些可悲。他们的智商、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并不在社会平均值以下，他们每次非法所得的收益恐怕还比不上大牌球员一场比赛的奖金，如今却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充当法律惩治的真正对象和道德批判的反面教员。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中国足球，这都不是一出喜剧。
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指望一次审判一个下午就把滋生“黑哨”的环境收拾干净是不现实的。但全社会对足坛打假扫黑的关注，本身就具有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
道德的建设也要以人为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说了这样的话:“在21世纪，联合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人类每个生命的神圣和尊严得到尊重。”“世界第一公务员”的话向来是有感而发的。和国际接轨，理当包括人文精神的接轨。
掌握权力资源的人们啊，你可以不敬畏神灵，不敬畏祖先，但你必须敬畏法律，敬畏他人生命的神圣与尊严。
如果超越狭隘的功利考虑，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观察这些年足球在中国社会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人们不难发现，其实足球的改革是很超前的。足球是中国目前最透明的事业，足球的故事今后还将在透明的环境中演绎下去，并将对中国体育及体育之外的各项事业的改革，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参照坐标。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衷心祈望中国足球，拒绝黑哨!中国足球，一路走好!
原载《广州·党的生活》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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