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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情实现共鸣 羊城晚报：从冬奥会的“冰墩墩”到十五运会的“喜洋洋”“乐融融”，都是火爆的吉祥物设计。能够这样“梅开二度”的设计师、设计团队，在全球都是少见的。 刘平云：我确实为团队感到骄傲。如果说如何实现，那就是我们始终有自己的方法论，即坚持相关性、在地性、时代性的设计法则。 吉祥物设计，首先应该为相应地域和文化作出努力和贡献。这次我们以中华白海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同象征，基于三层考量：一是中华白海豚的名字中蕴含着“中华”二字，象征着深层的民族认同；二是白海豚对生态环境极为敏感，近年来频繁出现在港珠澳大桥附近海域，体现了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以它作为原型也体现了设计的在地性；三是白海豚作为高度社会化的群居动物，其集体行动的习性契合了粤港澳三地“团结、奋进、拼搏”的体育精神内核。 从时代性的角度，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是设计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采用了“文化性+时代性”的设计策略，在造型上强化了白海豚的微笑曲线和流畅体形，赋予其亲和力与动感。色彩上选择了“一白一粉”的配色方案，既符合白海豚运动后血管充血变粉的生理特性，也兼顾了色彩心理学和市场需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吉祥物头顶的“三色水柱”设计，这个视觉元素既模拟了白海豚跃出水面时的自然形态，更巧妙地融入了粤港澳三地的象征色彩：广东的木棉红、香港的紫荆紫和澳门的莲花绿。这种设计语言将地方性元素、国家性事件与普世美感融为一体，使地域文化成功升华为区域叙事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自去年公布以来，“喜洋洋”“乐融融”深受公众喜爱，不少人为他们起了新的名字，进行了二次创作。作为设计师，这些变化和现象在设想之中吗？ 刘平云：如果说十五运会会徽等标识具有代表官方的属性，那么吉祥物则不一样。今天，吉祥物已远远超越之前的价值。它不仅是一个吉祥符号，更是一个文化IP，更多地在为公众带来情绪价值。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共情的设计，带来共鸣的结果。我们需要站在广义文化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待“二创”现象，也需要在前期的设计中就留下一些空间，让公众有可能参与进来，从而激发大家的想象力。 比如，大型活动的吉祥物设计，通常是不设性格、不设性别的，本次的“喜洋洋”“乐融融”正好是一对，颜色一白一粉，为公众留下了很大想象空间。又比如，因为粉色皮肤是中华白海豚在运动过程中皮肤充血的表现。因此，我们在设计运动项目造型时，有意识地把力量型项目分配给了粉色的“乐融融”，技巧型项目分配给了白色的“喜洋洋”。这样的预设，让大家有了更多解读空间，有说法就认为“喜洋洋”是i人，“乐融融”是e人，前者内向一些，后者活泼一些。 因此，我们看到不少吉祥物表演者的有趣动作，似乎赋予了吉祥物人格化，形成了很大的传播效应。他们的作用非常大，是非常好的桥梁和渠道，让吉祥物的性格和特性更加饱满，丰富和具象化了大家对吉祥物的想象，更加深了大家对吉祥物的印象。 羊城晚报：当自己的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公众不断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您如何看待设计师、公众和作品的关系？ 刘平云：在艺术家和设计师之间，我只能认为自己是设计师。设计师的出发点和艺术家是不同的。如果说艺术家的本体是自我，是表达内心的，而公众的共鸣可能只是锦上添花；那么，设计师的使命和本领，在于为公众服务，致力于取得公众的共鸣和认可。我一直提出，“为人民设计”。我努力让自己的作品站在公众当中，换位思考地为大家做设计，让大家接受真正的好设计。因此，我很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能被公众接触，是否能让公众接受和参与进来。 你提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如何看待我们的作品，首先是我们要有一个追求，在思想、美感、气势上，形成文化和艺术结合体，这是设计师的基本修行。再者就是公众的呼应度。当不少人根据自己的生活和观感，为“喜洋洋”“乐融融”起了新的别称，创作了新的内容内涵，我都是乐见其成的——因为这样实现了“设计与民同乐”的目标，这也让更多人关注和参与了全运会。 大家的积极参与是我非常认同的。正因如此，我在今年9月比较正面地回应了公众的“二创”现象。大家因此认为吉祥物更有趣、更好玩、更有亲和力，大家因而玩得更开心。 今天，UGC（用户创作内容）的概念越来越有效了，这也是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我们逐渐发现，如果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UGC，那么大概率是失败的作品。 今天的视觉设计，不仅吉祥物或IP，甚至各类标识，都可能通过某种可变性，让公众受众可以参与进来。这就是设计根据时代需要、消费需求作出的变化和调整。吉祥物更是如此，我们在发布前完成的设计只是首创阶段，让公众参与“二创”乃至“三创”都是设计的一部分。依靠公众参与，才能真正实现设计的价值，才能通过共情实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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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云领衔设计了众多吉祥物，“爆款”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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