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比刘志兰大12岁，两人结婚时，刘志兰22岁。怀孕的头两个月，刘志兰的反应很厉害。两人未住一处，左权坚持每晚骑马去照料妻子。 然而，在意气风发的年纪结婚生女，整日照料婴儿而非忙于事业，刘志兰心中有很强的落差。 与左权通信时，她难免流露苦闷情绪，说些牢骚和气话。即便放在今天来看，左权的回应也是教科书式的。他总是温和地安慰妻子，共情她的痛苦，肯定她的辛劳，赞美她的才华，鼓励她做自己想做之事。 1942年5月，时局已危，左权虽有万般不忍，仍对妻子表示：“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短短三年的婚姻，影响了刘志兰的一生。左权牺牲后，她感到“走到了路的尽头，无路可走了，又不得不挣扎着往前走”。 在左太北的心中，父亲的形象也一直很模糊——他们毕竟没有真正相处过。直到1982年，11封信失而复得，刘志兰将其全部交给女儿，同时附信一封，讲述全家人短暂的幸福生活。 左太北流着泪看完。她这才知道，父亲喜欢叫她“北北”，每信必问她的情况，设法为她寻找营养品和糖果，牵挂她的痢疾和贫血有没有好转，想象着她参加儿童节活动时顽皮可爱，“还可能获得锦标”…… 这年暑假，还在上小学的沙峰跟着母亲去了左权县——这是左权牺牲的地方，原名辽县，在群众强烈要求下改名为左权县。 沙峰和母亲参加了左权牺牲40周年纪念大会。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人，好像全县的人都赶来了，连会场外的河沟里都站满了人。 “亲历抗战的老人，一个接一个地拉住母亲的手，跟她讲姥爷的事。他们的口音很重，我完全听不懂，但我记住了他们眼里的泪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