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年代,我成为小“反革命分子” 朱自清在《匆匆》一文中写道:“日子已经从我的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进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没有影子……。”可我的日子有声有影,还是“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因为我的童年有一段“倒枪刺”深深扎进我的骨髓,让我挥之不去。 当年我在村子里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同学们给我起一个绰号“李书记”,孩子们不知道书记一词的内涵,只是觉得如同账房先生一样的有学问。我的启蒙老师马桂芝,燕国柱、刘忠林等对我都很好。段校长也喜欢我,一天他把我找到家里,给我理发,让我听唱机。当时这种唱机叫“洋戏匣子”,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家用电器”,记忆特别深刻。等给我理发后,又用给我买的蓝色帽子,里面装满爆米花,可见我当时多么讨人喜欢。 四清的后期,因为爷爷是生产队长,在农村也算“走资派”。眼红的人就大做文章,说我们家应当是富农,有剥削贫下中农的历史。爷爷经常被隔离审查、揪斗、拷打,我也背上了“地主崽子”的“美名”而受歧视。连前院本家叔叔们,都和我们划清界线,他们说虽然都姓李,他们是贫下中农老李家,我们是地主老李家! 一次抄家的人中,有好多我的同学。我坐在炕上心里犯嘀咕,平时多么热情的乡里,怎么突然翻脸了?我惊恐的睁大眼睛看着这些“革命者”翻箱倒柜的折腾。找到几本泛黄的图书和旧年画,甚至说我家的扁担上的铜圈也是四旧,把扁担也带走了。 我一时气愤,挣脱祖母的手,跑上前去抢那些图书,那是我的“启蒙教材”呀!我被带队的大人推翻在地,临走的时候,他还恶狠狠的说:以后开批斗会,把这个地主崽子也带上! 时隔不久,我要去十几里地外的姥爷家,祖母让我和本屯子的小过子搭伴去。这个小过子是我姥爷的本家,那次到我家搜查他也去了。 在路上我很生气的说:“咱们都是亲戚,你怎么也去抄我们家呀?”小过子一个劲的辩解。我说了:都是小孩子,懂得什么叫“革命呀”?咱们屯子里没有一个是真“革命”的。 这个亲戚回来后把我出卖了,说我污蔑“革命”!正好屯子里要开我祖父的批斗会,就把我也捎带上了。 批斗会在与我们家一趟街的“五间大房”举行,这里以前是演出“二人转”的地方,文革中“牛鬼蛇神”被革命风暴吹得没有了踪影,这里便成了屯子的“革命中心”。 可能他们批判我祖父时间长了有一些腻歪,想换个口味,便把我弄来并由祖母陪我上台。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大会”,而且还上了主席台。我心里发毛的站在祖母身边,鸟瞰会场的“壮观”。 开始有一些害怕,等眼睛适应了会场的黑暗,心神也稳定下来。会上,那些“贫雇农代表”依次质问我:“你说,谁不是革命的”?“我是不是革命的”?我按照祖母的辅导,认真的回答出“标准答案”。后来,让我们跳“忠字舞”,祖母不会跳,我带头跳。我们的滑稽动作引起会场爆笑,批斗会紧张气氛也松弛下来。祖母态度极好,不论什么事情她都应承。其实我们一个“走资派”的家属,能有什么事情呀? 可能我的天真让他们感觉还是一个孩子,也可能我们家在屯子里没有太大的“冤家”。批斗会在我们唯唯诺诺的检讨之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了。 打那以后,我说话办事都留神了。一次在豆腐坊看到豆腐官毛主席语录背不下来,我接过来提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我身后的一个“革命者”就说了,你家什么成分那?你革谁的命呀?我急忙检讨说革自己的命! 现在想起来感觉可笑,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革命,无非是跟在大人后面闹闹吵吵的瞎咋呼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一切基本情操和理想,都变成了疯狂与兽性。就是这样的“歇斯底里”的“打砸抢”,到今天,也没有看见谁为自己的无知与罪孽忏悔! 那真是一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时代!最让人们振奋的诗句是:“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多么有气派!同样是“我来了”,这句话可比徐志摩那:“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有魄力多了,也疯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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