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身变成革命红小兵
仔细回想,梳理出白云深处的往日浮华,借助星光点燃,照亮童年深井中的波光潋滟。让这些记忆隔着时间的雾霭,温暖未老的心神。 可能我是孩子的缘故,批斗一次就拉倒了。 当年毛主席请客去北京的大串联活动开始了,我很羡慕我邻家姐姐,免费去北京。等我读四年级时,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 区革委会抽调50名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虽然复课了,也只是在老师领导下学习“老三篇”、念语录、读报纸。 “红色革命”让我们难以洁身自好,受社会上夺权斗争的影响,我们也开始向“臭老九”们冲击,当时老师自然成为我们“炮轰”的目标。因为我出身有问题,不敢过分表现自己,多数时候我都是旁观者。可有一次在一个老师的倡导下,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和同学给某老师写了有关他侵吞学生劳动果实的大字报,还污蔑她是破鞋,结果被她找到家里,挨了父亲的痛骂。 美术老师赵作莲是上海鲁艺毕业的,特别有才,人却很古怪。他买来布鞋太挤脚,用剪刀把前面剪开,让脚趾头伸到外头照样穿;他的自行车从来不打气,人称“骑圈派”;冬天里健身时,他常穿裤头在操场跑步;尤其他画校门前的毛主席巨幅像,从脚开始画……这些反常行为被造反派说成是污蔑社会主义、污蔑伟大领袖,遭到批判、游斗。 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游街”,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伏下一丝恐惧。后来我看到《乌马河历史简编》,书中提到一段往事,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风起云涌的“斗、批、改”等“革命”生活。 当时斗批走资派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采取酷刑。比如:“喷气式”(被斗的人哈着腰,胳膊往后伸直,象飞机飞行的样子)、戴高帽(用纸或纸壳糊成很高的帽子,上面写上“罪名”,有的重达三四十斤)、下跪等等。书中记录一段事情,很有趣。在1967年大年初一,造反派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主意,给曲常川(当时伊春市委书记)为首的“走资派”送葬。 用纸壳给曲常川糊个“棺材”,4个“走资派”抬着,肖自友(原乌马河书记)打着灵头旛,其他“走资派”都剃了“鬼头”,戴着高帽,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铁杆走资派”或“钢杆走资派”,其他“走资派”一律披麻戴孝,跟在棺材后面。有病的或被打伤不能行走的,由别的“走资派”或“牛鬼蛇神”用车推着,在乌马河镇内的主要街道上游街示众,意思是:以曲常川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资本主义路线被彻底打倒,马上要埋葬。 乌马河最大的“走资派”是宋毓林、肖自友、邢国珍、翟福珩四位,当时称“宋肖邢翟”四条老狗。游斗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带着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某某某”。而且在人名上像法院宣判死刑的样子,画上大红叉。边游斗还要高喊:“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死有余辜” 游斗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更有趣。被游斗的人肩上扛一只镐,前面挂两个砖头,后面挂一双破鞋。这是一个象形图案,从前面往后面读来,就是“专搞(砖镐)破鞋”。被游斗的人一边走一边喊:我是某某“专搞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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